中华文化具有一万年历史，这已经被中华文明探源等重大工程所证实。

不过，中华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其古老，更在于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无与伦比的延续性。

中国文化虽有高潮、低潮的起伏，并且屡次面临挑战，但它却一次又一次表现出巨大的再生能力，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中绝过的古老文化。

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是灌溉人类最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大河，它们都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最古老的农业民族之一。图为清代樊圻《长江图》。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都不可能离开中华文化而得到答案。中华文化不仅塑造了我们的历史，也照亮了我们的未来。

如何在当下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与奥秘？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用毕生心血给出了答案。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依然心系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最终促成了这本传世之作——《中国文化简史》。

冯天瑜（1942—2023），中国当代历史文化学家。《中国文化简史》与《中国哲学简史》堪为“双璧”。

这本书即展示了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整体风貌，又捕捉到历史进程中的细腻细节，帮助我们在文化的海洋中找到自己的根脉、自信与方向。

1

中国古代文化有哪几个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文化，也即中华民族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创造的文化，它大体起自夏代，迄于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儒、道、墨、法、阴阳、杂、农诸家争鸣的盛况，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深博大。

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儒、道、墨、法、阴阳、杂、农诸家争鸣的盛况，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深博大。图为当代佚名《诸子百家》。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通过新兴封建主（他们多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完成统一战争后正式确立的，封建制度相当完整地保存了奴隶制度积累的文化成果，并运用“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政权力量改造并发展这个文化传统。

类似欧洲的那种从古代到中世纪转变时期发生的巨大的文化倒退现象，中国没有出现；类似欧洲的那种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建立无上权威的情形，中国也没有出现。一种以宗法伦理意识为潜质的、以经验理性为主要形态的世俗文化，始终在中国封建时代居主导地位，因此，中国才有可能给人类提供最光辉的封建文化的范例。

唐朝的广州、扬州、洛阳等主要城市，都是外国人的聚居之地，首都长安更是中外经济、文化大规模交流的中心。图为唐代长安城。

中国古代文化虽有伟大成就，但又带有笼统、直观的思维特征，具有若干蒙昧主义成分，同时，在自然、社会与心理的隔离下，无法摆脱民族闭塞性。随着封建经济、封建政治步入晚境，其文化的种种弊端日益显露，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一种与新经济、新政治相适应的新文化，便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潜滋暗长。

2

中国文化为什么有顽强的再生力

和无与伦比的延续性？

中国文化的类型决定了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性。

中国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宗法社会提供了一种顽强的传统力量，使得文化沿着特定的轨迹延绵伸展。

中国正处在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地理环境提供了“自然之富，物产之丰”，这显然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滋生发达的一个先决条件。图为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伦理学居于文化的核心部位，又大大强化了文化的延续力，因为伦理道德是依靠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使人们形成信念、习惯、传统，进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所以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在经济基础发生改变后更能作为一种历史的力量保存下来。

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又能增强民族文化的内聚力，使之不致分崩离析。

3

中国为什么难以产生现代科学？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曾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这种原因当然要归结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特别难以打破，归结于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强固有力，然而与这种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学传统，也是中国难以产生现代科学的一个直接原因。

儒家创始者孔子极端注重伦理学说，是人所共知的，他以“仁”为“至德”，而把孝悌、忠信、礼、勇等都从属于“仁”的总原则之下。图为清代焦秉贞《孔子圣迹图》。

与以“求善”为目标的文化道德型直接相联系，中国文化属于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政治原则往往是从道德原则推导出来的；反过来，伦理学说又为政治作论证，以至伦理学说与政治学说融为一体。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文化可以称作伦理一政治型。

中国文化的“重政务”倾向又是与“轻自然，斥技艺”这一偏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所关心的，仅仅是维系简单再生产，使自然经济周而复始地运行，以源源不绝地提供赋税和贡品，至于扩大社会再生产，以及为扩大社会再生产服务的科学技术，他们则极少关心。

4

汉字怎么产生的？

汉字的起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最为流行的传说是仓颉造字。这些“神异说”所渲染的，是文字创造的伟大。真实的文字创制并非出自一人一时，而是千万个无名氏的集体创作，并且经历了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的漫长历程。

汉字的起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最为流行的传说是仓颉造字。从自然之美中，仓颉受到启示，创造出文字。图为当代邱瑞敏《仓颉造字》。

在人类幼年时期，结绳、木刻、图画，以及在器物上画刻，曾是人类用之以帮助记忆、交流思想的重要记事方法，随着一些符号的反复使用及人类在使用原始记事方法中经验的积累，文字终于孕育而生。

汉字产生以后，沿着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路径发展。尽管在文字变简规律的制约下，文字越来越“远离了写实”,但其间架结构乃至偏旁部首，根砥里仍然潜伏着象形的因素。非拼音文字的方块汉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西汉年间，发明了纸张，结束了文字在甲骨、金石、竹帛上刻写的历史。图书事业从此进入长足发展阶段。图选自清代佚名《新诗造纸书画谱》。

汉字的发展，带有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结构的烙印，对于民族心理结构的凝结，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形制一律的汉字对国家统一产生了巨大的功用，汉字古今字音多不同，各地方言不可胜计，然而同一种字古今八方通用，助成政治上与教化上的统一，凝合民族之功极大。

5

为什么鲁迅说“中国根砥全在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宗教一大派别，具有与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大不相似的本土性特征。

思想渊源的本土性。道教的来源是多元的，它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广泛地吸收了从老子、庄子、邹衍、《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以及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等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的思维成果，进而以道家思想为主干，依宗教神学的框架，将如上思想资料加以熔铸、重造，最终形成了道教思想体系。

黄老学说起于稷下道家学者，他们同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道家创始人。图为明代刘枋《老子骑牛图》。

神仙世界的本土性。道教所崇拜的天神，具有农业-宗法社会中人间天子的形象，他们的品格完美无缺，具有无上权威，实际上是人间皇权的投影。道教神仙世界中虽神仙众多，却也等级秩序井然，具有一个整饬的谱系与结构，更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投影。

道教神仙世界中虽神仙众多，却也等级秩序井然，具有一个整饬的谱系与结构。图为元代钱选《群仙祝寿图》。

教旨上的本土性。道教在教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与世界宗教的风貌大相径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无不漠视此岸世界而热衷于“人死后如何”的命题。而道教所追求的却是“人如何不死”，在长生中永远享受人间的幸福和快乐。

中国文化中自有一支道教文化，民俗、民风、文学、科技、建筑及至政治斗争都不可避免地浸染上道教文化的风采。

6

明清小说在世界有多火？

明清两朝是小说的时代。中国小说历经先秦至两汉的准备阶段，至唐代有“传奇”兴起，宋代又出现“话本”,白话小说诞生。到了明清两代，封建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江南部分地区和部分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发生，市民阶层兴起，并有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文学创作随之出现一种新的局面。

《水浒传》以农民起义为场景，鲜明地描述了众多造反者的故事，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现实。图为现代果禅《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全图》。

形式活泼、自由，语言通俗浅近，更适于反映当时丰富、复杂的生活，更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文学样式——小说，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文学巨流。到明代中后期和清初，人们对于小说在文化系统中所居地位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将其提高到与《春秋》《左传》相并列的地位。

明清小说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不朽地位。早在18世纪，中国小说便被介绍到欧洲，种种史料表明，18世纪欧洲各国的杰出作家，如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的艾迪生、哥尔德斯密斯等人都是中国小说的读者。

明清小说的最高成就是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在《红楼梦》中，传统思想和传统手法才开始被打破。《红楼梦》不仅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颗无比瑰丽的珠宝，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也熠熠生辉。图选自清代孙温《全本〈红楼梦〉》。

席勒曾在一封信中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

歌德从1781年读《今古奇观》起，至1827年为止，共读完了《玉娇梨》《花笺记》《好逑传》等中国作品，并对《好逑传》赞不绝口。

当他的助手爱克曼问他《好逑传》是不是中国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作品时，他立即不假思索地答道：“一定不然!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小说。当他们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

7

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

艺术在中国很早就受到重视。中国古代教育定"六艺"为必修科目，它对艺术实践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早熟。伏尔泰把东方成为一切艺术的摇篮。

艺术在文化系统中与其他子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同一时期，在绘画、雕塑、书法、音乐中表现出来的美学观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呼应，反观也是如此。艺术子系统与思想子系统的关系同样如此。

发掘于陕西临潼骊山之麓的秦俑雕塑，展示了秦朝雄伟的军阵场面。秦俑的出现，表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成熟，它被誉为“世界第七大奇迹”。图为秦代兵马俑。

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的文化艺术，不仅表现本民族人们的思想、感情、意志、理想和要求，而且必然具有本民族的风格特征。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由此派生出中国艺术的独有特色，如中国的山水画，其特征正在于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感情上的互相交流。中国园林借山借景，使观赏者有一种辽阔的视野，而这种辽阔正包括了人和自然的和谐联系。

存世的人物画中，最为辉煌的巨制，可谓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图为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中华民族具有实践理性的心理特征，体现在艺术上便是追求情理交融，讲究神似而不是模拟。中国艺术的民族风格，渗透于书法、绘画、雕塑、园林等艺术部类中，在特定的民族生活土壤上开出绚烂的奇葩。

8

科举制堪称中国“第五大发明”？

科举是周制的“选贤与能”同秦制的拔擢人才于底层相结合的产物，被中外人士盛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孙中山指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学自中国科举制。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甚至称“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科举制度以封闭式考试录取官员，具有公正性和法定性。因不计生员出身，唯才是举，从而较广泛地从社会各阶层拔选人才。图为明代余士、吴钺《徐显卿宦迹图·贡院考试》。

隋唐科举制度兴起有其几方面条件。第一，其经济前提是北魏开始实行的均田制在隋唐间得以推行。第二，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通过科考获取政治地位，成为朝廷支柱力量。第三，书写、印刷等物质条件大有进步，有利于考试的实施。第四，隋唐时代的经学大统一为应考士人提供必备的教科书，规定了法定的经义文本。

科举制作为教育制度，走的是精英路线，但对普及性的童蒙教育、大众教育有深刻的引导功能。但科举制最重要的功能，是促成不靠出身而以考试入流的官僚阶层，取代世袭的封建贵族阶层，促成下层百姓、名门望族及各阶层人士流动的社会效应。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和官僚制度更把儒家“重政务、轻自然”的传统，用行政强力固定下来。读书人唯有在儒家经典的考订和解释上苦下功夫，方有可能“金榜题名”。图为明代仇英《观榜图》（局部）。

科举使朝廷从平民中取用人才，较之贵族政治显示了平等性、公开性，但这种平等又有其限定性。科举考试诚然不问出身，然而可以获得参加考试能力（深悉经典、熟谙古文、书法上乘等）的，多是有田土、遗产，坐收地租者，他们有读书之暇，并可聘请师父指导。当然也不乏家道贫寒、苦读登仕者，但毕竟是少数。科举平等性受到文化级差一社会等级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

9

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

从秦汉至宋元的千余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并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的特殊风貌、特殊结构、特殊传统，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性格。

首先，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这一实用性，又主要表现为“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中国古代科技的另一特点是“经验”色彩浓厚，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极少进行科学理论的探讨。

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技术成果，反映和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从公元前2世纪直到14世纪，中国的数学研究从未间断。“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圆周率研究、“大衍求一术”……中国曾经产生过世界第一流的数学成果。

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对多种天象的最早观测记录著称于世，为世上所罕见。古代的彗星记录也是极为珍贵的，在“客星”的观测上，中国的记载亦雄冠全球。图为清代徐扬《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局部）。

在化学领域，虽然中国并不是最早发明炼铜和炼铁的国家，但冶炼技术却后来居上，在人类冶金技术的六千多年历史中，相当长时期内由中国人领先。由于化学知识的积累和不断丰富，中国古代在瓷器、漆器、酿造、染色、兵刃、农具、货币等方面的制造技术上也相应取得突出成就。

在农学方面，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农耕民族，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在农业技术上加以探索并积累丰富经验。当欧洲还在使用木犁时，中国已经推广了铁犁。欧洲人在18世纪才发明条播机，中国却早在汉代便有了这种农具。当欧洲农业还是休闲制时，中国已进入轮作复种阶段。欧洲长期实行放牧，中国早就家畜舍饲。

除了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丰富而发达的中药学——本草学，也是中国医学成熟的重要表现。图为清代禹之鼎《春泉洗药图》（局部）。

在医学方面，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中医学就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基本上构造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从人体整体以及与环境的高度统一出发，是中国传统的有机思维观念的产物，在医疗实践中显示了有效性。

10

郑和之后何以无“第二郑和”？

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明初的郑和下西洋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图为清代佚名《郑和下西洋》。

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船300余艘，800余文官、400余将校、数十位通事（翻译）、180名医官，及1万余士卒、水手、工匠。舰队以旗语、钟鼓联络，浩荡而有序。此后，扬名世界的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成军），也只有130艘兵船与运输船，规模远不及郑和舰队。

公元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在航海史上如彗星现空，灿烂于一时，又转瞬即逝，而且无以后继，中国人终于失去加入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的世界性地理大发现行列的机会，也即退出率先进入近代文明的机会，中国在近古以至近代渐次落伍的历史也由此埋下伏笔。

这种令人遗憾的结局，是郑和远航的性质决定的，其背后的因由则需从大陆—海岸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政治制度、观念世界的特征中追寻。

究其实质，郑和下西洋是一次由永乐皇帝发动的政治性远航，发动者永乐皇帝虽并未明确宣示其真实目的，综合时人的透露和后人的分析，其具体意图似有两项：一是联络西洋诸国以共同抗御西亚帖木儿汗国——据称帖木儿有东侵明朝的计划；二是寻找在“靖难之役”中不知所终的建文帝。郑和远航的御用政治性注定了其不可延续。

站在以农业型自然经济为生计的大陆文化立场上，郑和下西洋确乎是劳民伤财而又无补于国的“弊政”，其戛然中止，甚至下西洋的档案也加以销毁，也就并不足以为奇了。

20世纪后半叶以降，广义丝绸之路指整个古代联系东西的交通线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有北方丝路和西南丝路两条线路。图为明代佚名《丝路山水地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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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简史

冯天瑜周积明著

吃透一万年中国文化

在不确定的时代锚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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